来源：马德兴 德兴社

　　对中国足球而言，随着中国国奥队在U23亚洲杯小组赛早早被淘汰，国内球迷对本届奥预赛早已没了兴致，甚至很少有人关心这项赛事的进程，更多的注意力都已经转向了今年6月份的世预赛36强小组赛主场对阵泰国队的关键性一役上，指望着中国队能够拿下对手、跻身18强赛，并憧憬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圈，外界包括网络、媒体甚至不断地鼓噪着所谓的“归化”。

　　⑤归化？金元？均是乌兹“玩剩的”！

　　当前，中国足坛最热点的话题或许就属于“归化”了，从最初的几名巴西“雇佣兵”到如今呼吁归化效力于沧州雄狮队的民主刚果外援奥斯卡。特别是，像印尼等队从年初的亚洲杯到如今的U23亚洲杯上异军突起，大量荷兰籍后裔球员的归化，令印尼足球大有改写甚至横扫亚洲足球版图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印尼国奥队最终只获得本届赛事的第四名、需要去参加跨洲附加赛才能决定最终能否进军巴黎奥运会，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如此大规模的“归化”，让亚洲其他注重本国青少年球员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情何以堪？

　　实际上，回顾乌兹别克足球过去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他们也曾经历过大规模“归化”，但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并让乌兹别克足球彻底放弃“归化”政策。所以，年初的亚洲杯上，乌兹别克队是24支参赛队中仅有的3支完全没有一名“归化球员”的队伍；本届U23亚洲杯上，乌兹别克国奥队同样没有一名归化球员，所有球员都是本国青训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球员。

　　乌兹别克正式独立后，乌兹足协在1994年成为亚足联、国际足联的会员。同年，乌兹别克国家队在广岛亚运会男足赛上一鸣惊人，决赛中4比2击败中国队，获得金牌，英国著名《世界足球》杂志评论称其是改变了亚洲足坛格局的新生力量。第一次单独组建国家队参加洲际性大赛便获得冠军，这一成绩极大地鼓舞着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国家，时任总统卡里莫夫亲自过问，“全力发展足球运动”被列为整个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中“最优先考虑发展的重点之一”，政府的内阁部长会议围绕着发展乌兹别克国内足球运动，曾连续通过一系列决议，扶持本国足球的发展。

　　但乌兹国内的足球运动并未如外界所期待的那样出现迅速提升的景象，相反，以国家队为代表，在洲际大赛中的成绩开始一落千丈：1996年亚洲杯小组垫底，无缘出线；1997年虽然获得十强赛参赛资格，但小组中仅以净胜球多的优势压倒塔吉克斯坦队；2000年亚洲杯乌兹别克斯坦队更是在12支参赛队中名列最后。究其原因，首先是受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优秀球员只能到其他国家联赛中谋生，最典型的就是曾是乌兹别克加盟亚足联后的旗帜性人物、中锋什克维林，就先后到马来西亚、印度联赛中谋生。

　　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国家队凭借苏联时期留下的底子，一度令亚洲足坛刮目相看。可是，随着这批球员逐渐老化，乌兹别克足球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像什克维林在2000年亚洲杯时已是37岁的老将；而卡西莫夫（即现任乌兹别克国家队主帅）在2001年参加对中国队的世界杯预选赛时，也已32岁了。这颇像是当下的中国足球，在专业时代培养出来的最后一批运动员退役后，中国足球特别是国家队也是青黄不接、无人可用。

　　为了重振乌兹别克足球，乌兹别克政府在2000年亚洲杯惨败后出台了一项“归化政策”，即大量引进“归化球员”——凭借历史渊源，从俄罗斯招募了不少当打球员，给他们颁发乌兹别克斯坦护照、代表乌兹别克国家队出战。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从2000年开始，连续出现了多名俄罗斯教头执教乌兹别克国家队，从最初的维克托·鲍里斯到帕维尔·萨德林（曾在1994年参加过美国世界杯）、再到弗拉基米尔·萨尔科夫（1988年汉城奥运会男足金牌教练）等等。这些俄罗斯教练直接从俄罗斯联赛中选拔球员，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出战。由于当时国际足联对于“归化球员”尚未像现在这样有严格的规定与限制，加上俄罗斯和乌兹别克的历史渊源，因而并未引起外界更多关注。但实际上，在2001年世预赛十强赛中，就以中国队和乌兹别克队的比赛为例，乌兹别克队当时首发11人中有5人来自俄罗斯，包括当时在俄罗斯莫斯科中央陆军队效力的中场核心球员马米诺夫。

　　“归化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在乌兹别克足球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虽然国家队队杀进了2001年世预赛亚洲区十强赛，但这一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乌兹别克足坛的后备人才培养问题。而乌兹别克斯坦足球恰恰是曾走过这样的路，所以如今即便是国际足联全面放开、放宽“归化政策”，像同为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纷纷采用归化策略，唯独乌兹别克斯坦依然坚持率先发展本国青少年基础，这才有了如今乌兹别克斯坦足球的全面开花与结果。

　　不止是归化，包括过去十年坑害中国足球更深、也是一直以来记者强烈反对的“金元足球”，其实也是乌兹别克足球所经历过了。相信稍有印象的球迷都知道当初跑广州执教的斯科拉里曾在乌兹别克的本尤德科执教了两年，而且巴西球星里瓦尔多也曾和斯科拉里一起在本尤德科共事合作过。本尤德科队也曾在亚冠联赛中小组晋级，但直至斯科拉里离开后，本尤德科才在2012年历史性地杀入四强。

　　最终的结果其实也是众所周知，由于“烧钱”的不可持续性，本尤德科队在乌兹别克足坛风光了没有多长时间，而在今年的乌兹别克顶级职业联赛中，排名更是倒数第一。在上周末的最新第六轮联赛中，本尤德科队又是0比2输球。

　　所有中国足坛这些年来所经历过的东西，乌兹别克足球在我们之前全部都尝试过了一遍，但没有一个成功的。而中国足球如今还在指望着什么“归化”之类的“灵丹妙药”，这不是在“扯淡”、忽悠人么？而真正应该做的却无人去做。

　　⑥青训，全面恢复“业余体校”

　　2005年可以说是乌兹别克足球“厄运当头”的一年：国家队在德国世预赛十强赛中，因裁判误判而丧失出线良机，被挡在世界杯门外；U19国青队在印度亚青赛预选赛中输给塔吉克斯坦队而未能拿到决赛阶段比赛入场券；U16国少队在新加坡亚少赛预选赛中输给了尼泊尔队，无缘晋级决赛阶段比赛资格。

　　国字号队伍的连续惨败，导致时任足协主席阿尔马托夫在担任了10年主席一职后，不得不于2005年11月以健康原因宣布辞职。乌斯马诺夫在2006年1月初召开的乌兹别克足协特别代表大会上当选新一任主席。2013年4月，乌斯马诺夫在接受记者本人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没有总统和政府的支持，乌兹别克足球就不可能有今日之局面。”他还向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足协上任前，卡里莫夫总统曾告诉他：“给你五年时间，在这五年里，我不会跟你提出任何成绩上的要求！”

　　这期间，乌斯马诺夫也曾想到过要成绩，在2008年甚至提出过“外援归化+外教”的国家队冲击世界杯方案，卡里莫夫总统也批准了，但乌斯马诺夫权衡再三后反而说服总统放弃了，将所获得的政府支持的资金全部用于建设青少年足球学校、寄宿制足球学校。

　　以乌斯马诺夫为首的乌兹别克足协在听取了专家们的建议后，不是搞所谓的“要在全国建五万所新型足球学校”，而是首先在乌兹别克境内下属11个州、塔什干大区、塔什干直辖市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相当于中国的省级单位，共14个），每个州区市至少建一所足球学校，由州政府和足协具体负责，乌兹别克政府教育部门也参与其中，确保每个州、直辖市、大区和加盟共和国内有潜力与天赋的小球员都可以受到好的足球教育和更为专业的指导。

　　其次，要求每个州都有至少一所寄宿制足球学校，确保小球员不出州就可以有球踢、受到专业指导。这同样由州政府、足协以及乌兹别克政府教育部门等具体负责。此举是避免类似中国国内的鲁能足校跨地区招生的情况，确保青少年球员无需从小远离父母就可以有球踢，同时接受良好的文化基础教育。

　　第三，要求所有参加职业联赛的俱乐部必须强制性地建立“足球学院（academy）”、完善的青少年梯队。

　　不仅如此，乌兹别克政府还就如何进一步支持青少年足球发展、场地建设等颁布过一系列的“总统令”，甚至在2010年8月12日颁布了“第1388号总统令”——《关于在安集延建立寄宿制足球学校》，专门就安集延州（地理位置类似于中国国内的黑龙江省）政府在公共教育部、文化体育部、乌兹别克足协以及一家名为“Uzavtosanoat公司”的企业等不同部门支持下，创办“寄宿制足球学校”一事下达总统命令，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某种意义上，乌斯马诺夫上任后重视青训其实就是中国足球职业化前的“业余体校制度”翻版。2013年，乌兹别克斯坦足协提供的数据显示：当时乌兹别克国内有204所“综合性体育学校”（即除设立足球外还有其他运动项目如网球、篮球、摔跤等）；纯足球项目的“特殊体育学校”47所，实际上就是只有足球这一个项目，类似鲁能、绿城等足球学校。两者相加，这种类似中国专业时代的“业余体校”性质的学校总数为251所。体育学校规定学员的年龄为6岁到18岁，也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读完高中，属于12年制的学校。这些学校都是不寄宿的。至2023年3月，当记者再次前往乌兹别克采访时，足协给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此类学校已经接近300所。

　　而“寄宿制足球学校”在2013年时共有29所，遍及11个州、塔什干大区、塔什干直辖市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像塔什干大区因为足球基础较好、水平最高，就开办了7所。但这类学校规定的岁数是10岁到15岁，也就是小学四年级开始才能住校，一直到初中毕业，类似于国内的“中专”学历。至2023年3月记者再度前往采访时，乌兹别克境内总共有36所。

　　在初中、高中的基础上，乌兹别克还在14个州级单位各设立一所“奥林匹克预备大学”，岁数为12岁到18岁，相当于初、高中六年制。其中，设在首都塔什干市的称为“共和国奥林匹克预备大学”，算是同一级别中最高级的预备大学。

　　真正的大学则称为“足球研究院”。全乌兹别克总共有5所，包括塔什干大区2所、卡什卡达里亚州3所，均为大学学历。“足球研究院”除培养足球运动员大学生外，还专门培养教练员、裁判员、足球管理、信息研究等各种与足球相关的专业人才。

　　（乌兹别克的精英球员培养体系。）

　　除这些专门院校类的体系外，乌兹别克国内各个甲级职业俱乐部都有自己的足球学院（academy），负责培养6岁到18岁的球员，也就是本俱乐部的各级梯队。

　　在乌兹别克的青训体系特别是“精英体系”建设过程中，不难看出，脱胎于前苏联体系下的乌兹别克深知“业余体校”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前苏联时代所发挥出的巨大功能，因此在狠抓青少年球员培养过程中是全面重建和恢复“业余体校”制度。当这个体系全面建成后，乌兹别克足坛的人才自然也就不断涌现。从更深角度来说，“业余体校制度”与如今欧美足坛的“足球学院”“青训中心”又有何本质上的区别？乌兹别克之所以能够重建“业余体校制度”，根本一点还是在于：根据《总统令》，乌兹别克政府下属的“文化和体育部”“教育部”“高等与中等专业教育部”等其他政府部门必须执行。

　　（乌兹别克足协可以“指挥”文化部、教育部、体育部等。）

　　《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中对我国青少年足球的发展重视程度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专门以“改革推进校园足球发展”为一个单独完整的章节，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方案》指出，“发挥足球育人功能。深化学校体育改革、培养全面发展人才，把校园足球作为扩大足球人口规模、夯实足球人才根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础性工程，增强家长、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让更多青少年学生热爱足球、享受足球，使参与足球运动成为体验、适应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的有效途径。”

　　在这个论断中，请注意“基础性工程”的定性。换言之，在大力推广与发展校园足球的同时，教育部门仅仅只是完成了一个基础性工作，而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单位的中国足协以及更高一级管理政府部门的国家体育总局，更需要在这个基础性工作的基础上，拿出一整套提高与强化的“精英”计划，以确保提升中国足球的国际竞争力。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足球将“普及”与“精英”混为一谈，校园足球仅仅只是青少年足球发展中一个普及的方式和手段，并不能成为提高足球运动竞技水平的主流和手段。也正因为此，中国足球的相关管理部门和单位必须要拿出一个更加切实可行的、快速有效地提升竞技水平、培养精英球员的方案，并尽快完成体系建设。

　　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足球改革发展新路，在学习和借鉴足球发达国家经验时，必须要从我国的足球实际、国情出发。2017年12月15日，在天津足球队成立60周年研讨会上，前中国足协主席、前中国国家队主帅年维泗进行了发言，直指中国足球业内“三集中”以及各类足球学校的弊端，并提出希望中国足球界恢复“业余体校”的倡议。他表示，“从我的感受来看，我们现在应当重新恢复业余体校的制度，因为过去的足球运动员，接近70%都是从业余体校培养出来的。而前些年一哄而上的俱乐部培养方式，耽误了很多孩子的前途，成才率极低。不仅如此，由于生源少了，最后体校只能关门。像陈成达先生的孩子，就是业余体校学习踢足球，之后留洋去了美国，学成归来回到清华大学任职，现在还在坚持踢足球锻炼身体。张宏根的孩子也是业余体校毕业，现在在合资企业担任中层以上的管理人。总而言之，我觉得业余体校这样好的体制没能继承和发展下来，也是为什么青少年足球人才青黄不接的原因之一。”

　　年老之言，说到底其实在于恢复递进式的“人才三（四）级输送网络体系”。而职业化后的中国足球彻底没有了这样的体系，取而代之的，更多地夹杂着各种利益之争，人才也就无法真正展开输送，也就没有了公平、公正可言。

　　但是，有关恢复“业余体校”制度的动议一直遭到国内各方的反对。这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只有在当下混乱的青少年培养大环境下，各利益方包括培养单位、培训机构、经纪人、家长等等，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青少年球员抛开足球运动员这个身份，他（她）首先是一个孩子，既然是孩子，国家和政府就应该承担起培育的责任和义务，但偏偏在中国足球，将青少年从小就“交”给了市场，这显然有悖于“育人”的基本常识和常理。

　　这方面，乌兹别克斯坦足球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⑦挫折很难避免，贵在坚持

　　纵观乌兹别克足球的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17年，乌兹别克足协原主席乌斯马诺夫因身体健康原因卸任后，继任者阿克赫马杨诺夫任职期间就让乌兹别克足球出现了滑坡。

　　乌兹别克队在2012年U16亚少赛（即如今的U17亚洲杯）上首次获得冠军、U19亚青赛（即如今的U20亚洲杯）上获得第三名，两支青少年队伍双双杀入世少赛和世青赛后，只是在2014年缅甸U19亚青赛进入过四强、取得了2015年世青赛参赛资格，之后连续无缘四强。2018年1月在中国江苏进行的U23亚锦赛（即如今的U23亚洲杯）上首次问鼎后，国青队和国少队居然全部都无缘决赛阶段比赛。而乌兹别克国家队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中则被中国队击败，也早早遭淘汰。可以说，这段时间里，乌兹别克足球再次遭到重创，而且，围绕着假球、腐败的传闻在此期间颇多。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乌兹别克足协走马换将，先是由乌兹别克国防部部长阿齐佐夫在2018年下半年出任乌兹别克足协代主席，并在2019年1月正式当选主席。而在2019年6月，乌兹别克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亲自召见著名的金哨伊尔马托夫，有意思的是，伊尔马托夫当时正好在中国应邀执法中超联赛，在执法完中超联赛后连夜赶回塔什干。见到总统后，伊尔马托夫才得知自己已经被任命为乌兹别克足协第一副主席，实际则是行使第一责任人的全权。当然，伊尔马托夫上任后也不是一帆风顺，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乌兹别克队未能进入12强赛中。而乌兹别克国奥队则在2020年1月于泰国进行的第四届U23亚锦赛（即如今的U23亚洲杯）暨2020年东京奥运会男足亚洲区预选赛决赛阶段比赛中，最终获得第四名，距离奥运会仅一步之遥。

　　（2023年3月，记者在乌兹别克采访足协第一副主席伊尔马托夫）

　　但是，所有这些挫折、失败并没有动摇乌兹别克足球继续狠抓青少年的决心和信心。去年3月，伊尔马托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他出任乌兹别克足协副主席后，首先就是抓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场地、草坪等足球设施的建设。其次是足球学院的建立与完善，“没有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的足球学院，就不可能培养出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也不可能发展本国的足球运动。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一直在布点建造足球学院。除了足球学院之外，我们还正在塔什干建造一个国家队足球中心。”第三就是狠抓教练员的培养。

　　在国字号队伍建设方面，伊尔马托夫从2019年6月至今，已经先后组建起了从U9到U20的各级单年龄段男足青少年国家队，再往上则是U23国奥队以及最高级别的国家队，这其中，U9以及U10国家队是今年才开始布局的。而这其中，最大的创举恐怕就是在2020年底成立奥林匹克足球俱乐部、组建国奥队参加乌兹别克国内职业联赛，2021年从第二级别联赛开始打起，一年时间便升入到顶级联赛行列，2022年和2023年参加了两年的顶级联赛，今年则依然还在参加顶级联赛。

　　但是，这似乎并不是乌兹别克足球的终点。2023年初，乌兹别克足协又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2005年龄段国青队作为奥林匹克俱乐部的预备队，整队参加乌兹别克的第三级别联赛。经过去年一年的奋战，该队如今已经升级，参加今年的第二级别联赛。尽管前五轮赛事中，乌兹别克国青队在8支参赛队伍中仅仅名列倒数第二，但对于年仅19岁的青少年球员而言，能够在正规联赛中经受锻炼，经过五年的洗礼，未来至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亚洲区预选赛时，或许将展现出比如今这支国奥队更强的战斗力。

　　（2022年6月第5届U23亚洲杯赛结束后，记者详细介绍了乌兹别克国奥队整队打联赛的情况，并预测乌兹别克队进军巴黎奥运会是大概率事件。2年后，预言成真。）

　　当年，韦迪空降至中国足协时，曾提出过“国奥打中甲”的设想与方案，但遭到国内足坛绝大多数人士的反对，网络和媒介甚至痛骂韦迪“脑袋被驴踢了”。而在2022年下半年，中国2001年龄段国奥队前往克罗地亚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拉练；至2023年上半年，中国国奥队再次前往克罗地亚拉练。这期间，国奥队所采用的也是类似“参加联赛”的方式，与克罗地亚第二级别12支甲级队逐一过招进行两轮共24场交锋，但此举也是遭到全盘否定，只要稍微看一下近期各方对中国国奥队的各种无厘头批评和指责便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在很多人看来，本次U23亚洲杯的黑马印尼国奥队淘汰了已经连续9届杀入奥运决赛圈的韩国国奥队，虽有运气成分（互射点球取胜），但更大因素还是应该归功于“归化”，现任印尼足协主席托希尔上任之后大力推动“归化”。殊不知，在托希尔于去年上任之前，上任足协主席在2019年就推出了一个名为“金翅鸟选拔计划”的海外留洋项目。

　　（印尼足协在2019年推出的金翅鸟选拔计划启动仪式，背景板后有“2024奥运”字样）

　　印尼足协在2018年与赞助商签订了一份为期10年的合作协议至2028年，远期目标瞄准2030年世界杯，近期目标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项目聘请前英格兰国脚丹尼斯·怀斯为项目总监、前英格兰国脚戴斯·沃尔克为主教练，以印尼国内18家顶级俱乐部梯队所参加的U16精英联赛为选材基础，通过联赛进行选拔，球员均是2001年1月1日或以后出生的球员。2019年1月至5月前往英格兰，与各职业俱乐部梯队热身共进行了15场热身赛；然后在2010年10月至2020年4月前往英格兰、意大利，共进行了21场热身赛；2020年11月至2021年5月前往英格兰，受疫情影响，只进行了10场热身赛。这之后，申台龙接手U20国青队，为准备2023年5月在印尼本土进行的U20世青赛，继续前往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土耳其等国展开长期海外拉练。可以这么说，印尼国奥队此番固然有4名归化球员的助阵，但印尼其他本土年轻球员有如此战斗力，更多地恐怕恰恰就是得益于长期海外拉练。

　　当年，韦迪上任后，中国足协也曾推出过一个“中国留葡希望队”的海外留洋项目，将42名93-94、95-96两个年龄段的球员送往葡萄牙进行为期两年半的培训，这两批球员中，先后有15人入选了中国国青队与国奥队，有6人先后入选里皮时代的中国国家队，应该说效果异常明显。但是，在各种场外利益的争斗中，留洋项目最终不了了之。

　　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印尼队的成功，我们只能是各种感慨。但是，他人成功之前，中国足球并非没有进行过尝试，甚至不管是“留洋”还是“国奥打联赛”，甚至包括“U23（或U21）政策”，都是中国足球率先提出和展开的，但面对外界的各种杂音和各类质疑，中国足球始终没有一项政策能够坚持下来。于是，中国足球的命运似乎从来就只能是与“失败”作伴。中国足球从不缺人、也不缺钱，却唯独缺少“坚持”两字！而乌兹别克队、印尼队的成功或突破，何尝不是因为“坚持”与“坚守”的结果？

　　是以作为一名已经从业三十年的老记，面对乌兹别克国奥队历史性突破以及印尼队一鸣惊人之现实，所发出的由衷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