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月04日讯近日，山东媒体《时报体育》发文对新赛季的中超进行的开展。文章表示，很多中超球队都面临着欠薪积重难返的问题，降低投入成为了中超的头等大事。全文如下：

新赛季联赛的各项部署即将有具体动态。据报道，2月7日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将在香河基地召开新赛季联赛政策沟通说明会，其中一项重要议题便是推出全新的限薪政策，本土球员的税前顶薪将降到500万以下，外籍球员的顶薪降到税前300万欧元以下。

3年时间3次降薪500万顶薪或成历史

中国足坛近年来的困境离不开两只“黑天鹅”的影响：新冠疫情与资本泡沫的破灭。

2019年年底，中国足协首次颁布降薪令，国内球员顶薪控制在1000万元人民币，国家队球员上浮20%。这一政策施行时间仅有1年，2020年底，中国足协公布了中超最新降薪方案：国内球员顶薪为500万元人民币，外援年薪控制在300万欧元以内，中超球队单赛季投资总额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

从2019年年底至今，降薪大势已经涌动了3年多的时间，但两次降薪令的颁布对于联赛的帮助相当有限，由此也就有了第三次降薪潮的来临。目前，关于新赛季薪酬政策的具体措施尚未正式公布，但可以确定的是，一旦联赛参与各方达成共识，降低球员顶薪与球队总体投入将成为基本操作。

实际上，早在2022年年初，中国足坛便考虑过再次推行降薪令，其中本土球员顶薪由税前500万元人民币，下调为税前300万元人民币，外援的顶薪则是200万欧元。但彼时的中国足协面临国字号球队备战、联赛准入、球员欠薪等问题，推行降薪令的时机并不理想。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当时的国足阵中，除了泰山队与上海海港两队国脚之外，其余球员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欠薪，比例甚至达到了80%。

一年之后，降薪令再次被谈及，很大程度上是执行此前研究过的方案。在职业足坛面临的反腐风暴仍未散去的背景下，此次降薪被业内人士视为管理层的又一次自救，但效果如何仍然值得观察。

在金元足球最鼎盛的时代，中超顶级外援的年薪已经超过1000万欧元，其中“打工皇帝”奥斯卡的年薪更是接近2000万英镑，本土球员方面，郜林、郑智、张琳芃等人的年收入过千万也并非难事。如今，这样的景象已成为历史，上赛季，广州队最高年薪只有60万元人民币，不少俱乐部也主动要求球员降低薪资。但在少数具有争冠实力的球队之中，也有球员享受着顶薪待遇。

多队欠薪积重难返降薪背后问题重重

纵观近年来降薪令的推出，其基本顺序是：俱乐部提出诉求—管理层酝酿方案—球员与俱乐部博弈—最终强制通过。虽然效果值得商榷，但降薪令的频频推出至少反映出整个行业在对金元足球时代的反思已经达成了共识，从最受关注的顶薪、总投入等环节率先入手也是引起大众关注的最有效手段。

如果第三次降薪令得以颁布，最大的影响或许是减少潜在投机行为的发生。金元足球的“元老”们如今已经病入膏肓，少数球队渴望短期内追求成绩的思想仍然存在，优质球员仍然有被哄抢的可能，这也使得小范围的军备竞赛频频发生，如果不进行干预，有可能为日后埋下隐患。

此外，降薪对国字号球员来说影响最为明显。年富力强的球员将有更多动力考虑留洋事宜，进入职业生涯末期的球员也需要对职业生涯的规划进行调整。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推动降薪的同时，职业足坛大规模的欠薪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在降薪令推行之前或推行之初产生的欠薪，这部分球员大多是金元足球签约球队，数额相当庞大。第二类则是多支球队陷入困境之后产生的欠薪，这部分欠薪中，被动得到出场机会的年轻球员占比更大。

除了已经退出职业足坛的武汉长江外，深圳队、广州城、广州队以及中甲多支球队都存在严峻的欠薪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三级联赛保留目前版图的可能性相当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排除有球队选择退出的可能。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降薪方案推行的主体问题。早在2019年年底降薪方案首次推出之时，有业内人士便表示降薪应由职业联盟谈论并作出决定，但3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依然停留在“筹备组”阶段，曾经主导职业联盟成立的刘奕也因涉嫌严重违法接受调查。

此外，虽然球员顶薪已经明确，但对于签字费，利用合同年限做文章等现象也需要相关部门加大重视。综合来看，若想职业足球行业整体实现降低投入，稳步增长的势头，首先需要中国足协全力以赴，中足联尽快自主运营，同时也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

“打折”不行，就“打骨折”，当第三次降薪潮来临，降投入再次为中超开年头号大事，只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除了降薪，整个行业需要做的还有很多。